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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年是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年，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黨的十八大將對黨和國傢各項事業作出全面部署。當前，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瞭解這些變化，明確發展的歷史方位，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為回應廣大黨員幹部的關切，本刊特邀瞭三位專傢學者分別從世情、國情、黨情的視角進行闡釋和解讀。
對當今世界變局的冷思考
李少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隻要中國適宜地處理好防禦性國防力量的發展與使用問題，推動國際制度框架下的多邊與雙邊合作，以公共外交改變人們對中國發展的誤解，就有可能逐步消解各種緊張因素，使自己的和平發展有常態的甚至是更好的國際環境
認識當今當今世界格局，需要思考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兩個10年的歷史地位的變化。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體系中居於明顯的主導地位。在20世紀末，美國一些人甚至有瞭“帝國”的感覺。然而，21世紀伊始，形勢就發生瞭轉折。“9·11”事件後美國相繼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使自身陷入瞭泥潭，而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則進一步削弱瞭美國的地位。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之際，美國不得不調整戰略，收縮力量，把註意力更多地轉向瞭國內。
伴隨美國力量的下降，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的地位與影響呈現瞭此消彼長的態勢。與美歐國傢身陷危機形成對照，以“金磚國傢”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地位與影響顯著上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二十國集團取代八國集團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論壇，標志著單一“富人俱樂部”主導世界經濟時代的結束。
觀察當今世界的格局，可以看到，缺乏主導者和發揮重要影響的行為體在增多是顯著特點。美國雖然仍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力量，但它越來越缺乏資源和國內政治資本來扮演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新興大國的地位與影響雖然明顯上升，但都無意也沒有能力替代美國的領導地位。這種情況表明世界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即從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發揮作用的時代，走向多國攜手應對的國際體制。
國際格局出現這種變化，一方面是權力擴散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全球治理推動的產物。氣候變化、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核擴散、跨國犯罪等問題，都不是一個國傢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傢能夠解決的問題，隻能靠世界各國進行協調與合作。從未來的趨勢看，人們不可能期待出現新的大國領導者，而隻能進行多邊外交，以期形成更有效的國際體制。大國肯定會在這種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但多極化的格局在這種治理中並不是世界各國所期待的。
在治理全球問題的過程中，中國的崛起日益引人註目。自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中國在未來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就成瞭一個話題。對於中美的力量對比，應當看到，美國經濟力量的相對優勢確實在下降，但軍事力量的優勢卻在繼續擴大。當然，美國的軍事擴張似乎已走到瞭不堪重負的轉折點。美國在全球軍事互動中減少自己原本喜歡承擔的責任就反映出瞭這種變化。與美國影響下降的趨勢形成對照，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呈現瞭明顯的上升勢頭。不過，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因為中國成瞭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推動者，而且中國在治理全球問題中有瞭更大的利益關系與地位，並不是因為中國在軍事、外交乃至軟實力方面明顯縮小瞭與美國的差距。中國在人均發展水平上處於世界中等偏下的現狀，決定中國的身份仍然是“發展中國傢”，而不是像美國那種意義上的“大國”。某些輿論所談到的中國在未來會取美國而代之的話題是沒有多少意義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註意到，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的上升，畢竟改變瞭國際力量的對比。這樣的改變使得中國與美國以及周邊國傢進入瞭一個比較敏感的磨合期。在這一時期，盡管各方能夠保持合作的大局，但沖突的因素明顯上升瞭。中國周邊國傢在加強同盟關系和軍事、外交互動。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後，明顯加強瞭針對中國的戰略防范、擠壓與競爭。隨著中國維權力度的加大，在領土與海洋權益問題上與相關國傢的摩擦和沖突也加劇瞭。美國對中國周邊問題的介入，使得局面變得更加復雜化。
對於中國目前面對的外交挑戰進行冷靜分析，應當看到，雖然緊張化因素在上升，但由於中國與美國以及周邊國傢在經貿與治理全球問題上存在相互依賴關系，局勢失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因此各方都不會使問題升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都有意願和能力把矛盾與沖突控制在可以進行外交互動的大框架之內。從未來的發展看，盡管中國所面對的麻煩與問題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但不會形成國傢間的對抗。由於中國沒有稱霸世界、挑戰美國的意圖，因此中國的和平發展所導致的力量對比的改變，不會趨向一種利益不可調和的國際結構。隻要中國適宜地處理好防禦性國防力量的發展與使用問題，推動國際制度框架下的多邊與雙邊合作，以公共外交改變人們對中國發展的誤解，就有可能逐步消解各種緊張因素，使自己的和平發展有常態的甚至是更好的國際環境。
辯證認識國情新形勢新問題
胡 勇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後
需要加快提升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民族品牌建設，加快中國由“中國制造”的“弱國”向“中國創造”的“強國”轉變
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這是對中國國情的總體認知與判斷。中國所要建設的全面小康，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協調發展的小康。
站在中國看中國發展，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較快，各方面成績也較大，建立瞭良好的物質基礎和體制條件。具體表現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東部地區創新發展能力增強，中西部地區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發展潛力不斷釋放；經濟發展的傳統優勢依然存在，勞動力資源豐富、素質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企業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社會新階層不斷湧現，等等。
跳出中國看中國挑戰，人均GDP、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等主要指標，與發達國傢相比有一定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依舊突出；就業壓力、人口老齡化挑戰巨大；資源環境保護任務艱巨。具體表現在：經濟增長資源環境依賴性高；經濟結構需要優化，農業基礎相對薄弱，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自主創新能力較弱，核心競爭力不強等等。
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的今日中國，其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相對脆弱，改善民生的艱巨任務和資源環境的雙重壓力並存。兩千多年前，孟子遇到魚和熊掌不可得之困境，曰：“舍魚而取熊掌者也。”今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我們得統籌兼顧，不得舍棄一方，但問題重重。溫傢寶總理強調：“和別的國傢比，我們的國情非常獨特。中國的任何成就除以13億，成就是很小；問題乘以13億，問題是很大的。”如何破解雙重壓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如何加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如何整合資源，促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這需要充分認識與瞭解當前中國的國情。認識當前中國的國情首先需要一個總體認知與判斷，同時特別需要處理兩對辯證關系。
其一，強與弱的關系。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不斷深入，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國民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建立瞭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兩彈一星”、載人航天、雜交水稻、高性能計算機等為標志的一大批重大成就，振奮瞭我民族精神。但是，中國關鍵技術自給率低，特別是在一些地區特別是中西部農村，技術水平仍比較落後。“人口多，底子薄”、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的現實國情，值得深入反思。中國雖然是一個大國，但暫還不是一個強國，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創新能力較弱。這樣的環境中，需要加快提升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民族品牌建設，加快中國由“中國制造”的“弱國”向“中國創造”的“強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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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貧與富的關系。貧富差距不僅看社會階層中的貧富差距問題，就國情角度，更需關註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2011年，中國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幹意見》，指出：到2015年，西部地區特色優勢產業體系初步形成，經濟總量比2008年翻一番；到2020年，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更加完善，現代產業體系基本形成，建成國傢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綜合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中國強調包容性發展，讓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和好處，惠及國傢所有地區，使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效益和財富，惠及國內所有人群，特別是要惠及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地區。當前，處理好貧與富的關系，就是要通過推進東部大發展、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推進扶貧開發等戰略，彰顯包容性發展之價值，實現民族大團結大和諧。
黨情新變化提出黨建新課題
蔡志強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政黨制度室副主任，副教授
將“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先進理念變成科學的制度和可操作的程序，建構科學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和選拔任用制度，是黨情深刻變化環境裡加強黨的建設的核心內容
從根本上說，黨情的深刻變化是與黨的歷史方位的根本轉變有機聯系的。眾所周知，中國的政黨體制是在帝國體制崩潰的歷史進程中建構的，作為革命黨，其歷史任務是要帶領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傢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執政黨，黨不能夠簡單通過革命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需要實現指導思想的轉變，即從階級鬥爭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武裝革命的方式轉為推進社會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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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黨的中心工作、組織模式、運行結構、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都發生著深刻變化。這種變化甚至包括黨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黨的階級基礎的變化並非指中國共產黨性質的改變，而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形態發生瞭變化。經過60多年國傢建設，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本身發生瞭分化，許多工人階級擺脫瞭貧困狀況，成為中產階級，還有許多城市工人依舊處在較為貧困的狀況。再者，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將近2.4億的農民從土地上釋放出來，變成瞭產業工人，這些人都已經成為今天中國最為重要的產業工人主體。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在執政之後，其權力運行就不能僅代表其所屬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需要代表和維護好實現好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國傢的遏制和封鎖，以及國內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和物質財富極度匱乏的實際，決定瞭中國共產黨隻能采用計劃經濟模式來實現艱難條件下的資源調劑和國民經濟發展。由此，中國共產黨沿襲瞭革命黨的運行邏輯，實現瞭短缺時代國傢建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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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歷史方位的改變，直接改變瞭黨的組織運行結構和功能發揮模式。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依然是以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為主。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的組織結構逐漸呈現復合型特點。一是占主體地位的工人農民黨員發生瞭變化，黨的組織體系中既有先富起來的富裕黨員，也有至今處在貧困狀態的黨員；既有從事重體力勞動的黨員，也有自主創業成為企業傢和管理者的黨員，還有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黨員。二是各階層致力於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先進分子加入瞭共產黨。這些人入黨，前提是思想上行動上都達到黨員標準。但是他們從事的職業畢竟與傳統意義上的工農主體完全不同，因此在實踐中如何為不同身份和利益歸屬的黨員提供一元的行動邏輯，直接考驗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三是當前新發展的黨員，其所從事的職業日益分化。黨的組織結構的這一變化趨勢，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政黨性質。但是黨員成分和職業的多元化，特別是工業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也給黨的教育管理和功能發揮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尤其是近5年來，中國共產黨新發展的黨員中大專以上學歷的，依然僅占30％－37.1％。此外，農村黨員隊伍也發生瞭深刻變化，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許多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轉中出現空轉和失靈現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緊缺。如何提高黨員的知識素質和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這些都需要在打造學習型政黨、提高黨的意識形態的領導能力、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幹部選拔任用方式與標準亦隨之發生變化。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幹部的能力顯然更多地體現在落實黨的宗旨、推動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等方面。與新時期中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五位一體的總體目標相比較，黨的建設還存在著四方面的挑戰和“四種危險”。因此，將“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先進理念變成科學的制度和可操作的程序，建構科學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和選拔任用制度，是黨情深刻變化環境裡加強黨的建設的核心內容。
（《上海支部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佈，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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